養活自己

以前領薪工作的時候，沒有那麼深刻感受到關於「養活自己」的能耐和無奈，一篇稿子交換一張支票，這種感受很真實，而且近乎神奇，好像種了一袋玉米，在市場裡賣出去了。不過這看似優雅的撰寫生活，換算成時薪，並不會比以勞力養活自己高標多少，而且文字躺在那裡，隨人鞭打，打死了要你再換上新一批的文字，這個主宰權不在撰寫者身上，撰寫者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礦工，在暗無天日當中試圖挖掘出所需的文字，也面臨著斷炊般的死亡威脅。

但終歸而言，我仍舊在M型裡的中間，往上看到了投資大亨Jesse Livermore每年新年前有這麼三天，在被鈔票堆滿的金庫裡檢討交易成敗，卻在六十三歲那年十一月底，用完晚餐後在飯店洗手間舉槍自盡；往下透過《我在底層的生活》，看到像Livermore自盡的飯店，需要多少房服員的維護，而他們脫下清掃制服，伸直背脊，轉身要面對的是緊追而來的房租和悶濕擁擠的居住空間，疼痛靠藥物撐過，無止盡的工作總是能將人推著往前，不是用走的，而是卑躬屈膝。

當一個人需要卑躬屈膝的時候，他怎麼建立起自我認同？Alain de Botton在《機場裡的小旅行》寫道：「這裡的工作，無法讓人獲得看見自己的自我認同反映在勞動成果中的快感。」但無論有無意識，自我認同都存在於個體，那麼個體要怎麼自我詮釋？成大畢業開麵店的老闆這麼說：「踏實過日子最重要，科技人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」新手媽媽說：「離家近，能夠準時下班，這樣才可以去保母家接寶寶。」十幾歲的年輕人說：「當作是累積經驗。」七十幾歲的婦人說：「有些錢可以過日子。」

如果沒有一個社會體制不需要勞力，那麼有什麼理由可以將勞力工作定義在所謂的底層？又為什麼勞力報酬不足以反映一個人以自己的能力賺取所需？勞力工作和腦力工作在本質上的差別在哪裡？北歐的社會福利、不丹的鎖國都在試圖拉攏經濟階層的距離，那麼回歸到自身以及所處的環境，我能夠做些什麼？我開始嘗試去理解自己為什麼聽Martin L. King演說「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.」每回都會激動不已地掉淚。

我不是黑人，也不是奴隸，那麼這眼淚為誰而掉？我不認為這種難受是一種悲天憫人，也不認為在他人的勞力生活裡投注某種哲學或美學的眼光，不是一種矯情，那麼我的姿態是什麼？我沒有社會改革的視野和魄力，也沒有貫徹刻苦的修持和毅力，那麼我的著力點在哪裡？

我觀察自己。我向收垃圾的人點頭說您好，如同向面試我的人說您好；每回點餐、端盤、倒水，我眼神看著服務員，點頭說謝謝；我無法向收銀員和客服員生氣，因為他們只是政策的執行者，所以我直接寫信到總公司。

我不是試圖在表達什麼，所以有這些舉動；也沒有要刻意營造一種客氣和有禮的氛圍，我只是感受到一個「人」的樣貌，一個人離鄉背井，一個人在家鄉也是女兒或母親，一個人以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，如果這個人值得被輕視，不是因為他是某種種族，不是因為他從事何種工作，更不是因為他不努力所以值得現在的處境。

如果我也有一個夢想，我夢想在深夜的捷運站裡，站在電扶梯底端拿著抹布擦拭的清潔員，能夠得到感謝的言語和眼神；我夢想站了好幾個小時服務過幾十桌客人的服務員，不是被當成端盤的機器人，而是換化五餅二魚餵飽了許多人；我夢想Bravo不只在國家音樂廳裡喊出，而是對著伴隨「少女的祈禱」音樂而來的垃圾車和清潔員，對著路邊盲眼的手風琴演奏者，對著每一個以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的人說，

Bravo！


後記：此篇文章的完成要感謝鶴，與她的對話帶引我回到自身，輪廓出某種自我定位，而逐漸找到發聲的頻率，那是在激進和無奈之中「看見」的溫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