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挫折裡行動

在某個程度上，我是認同國父的，不是教科書塑立的正統形象，而是歷史不斷還原的流亡步伐，「直到四十歲之時，孫逸仙都還是個籍籍無名、邊緣性的人物。」法國漢學家白吉爾在《孫逸仙》一書裡這麼形容，孫逸仙個性開朗、圓融、天真，「並不特別關注智識的連貫性與理論上的問題。」在仕紳階級之外的徘徊，曲折成為革命行動，「孫逸仙成就了他革命領袖的命運，或者應該說是打造；把一個朝廷懸賞緝拿的犯人，製作成救國的英雄鬥士。……孫逸仙樂得扮演這個新角色，戮力發展與新角色相稱的特質，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順應新角色的行為模式。」（頁70，時報出版）

不管令人議論的倫敦蒙難真相如何，他以「優雅容貌，流利英語，深刻言談」呈現愛國熱忱，然後「挾著源自倫敦的虛構神話，在狂熱夥伴的陪同下著手支配中國的真實樣貌。」在香港和英倫社交圈，他的抱負有基督教理念；在日本，他以反帝國加上大亞細亞主義爭取認同；面對法國，他讓渡未來共合中國的資源與主權以得援助；而在中國，排滿主義更有效地匯聚了反抗力量。正因如此搖擺的意識形態和人際操弄，章炳麟斥為「少年無賴」，政治對手揶揄「孫大砲」，連起義指揮黃興也說：「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，虛心坦懷以待人，作事近於專制跋扈，有令人難堪處故也。」（頁161）

白吉爾不重新解構「國父」英雄形象，也不退卻他的革命領袖地位，而試圖更客觀地呈現孫逸仙與所處時代的應對，以及《三民主義》亂無雜章中的某種秩序，還有對我而言更具吸引力的人格特質：「任何挫折都無法讓他低頭。無論是出於他的意志或抱負，孫逸仙的不屈不撓是他性格的基本特質之一。每一次挫敗都帶來一個新的計畫。」（頁108）起義、北伐、求盟，甚至辭世前的北行，許多行動都伴隨著挫折，那麼是什麼力量促使一個人能在挫折不斷當中開啟下一個行動？

不是錢，「《家事遺囑》見證了這位革命領袖的正直，他為革命奔走募集了這麼多資金，撒手人寰後卻未遺留龐大家產。在貪腐成風的年代，孫逸仙的光明磊落，著實令他的競爭者和軍閥相形見短。雖然在其他方面，孫的行動方法和政治風格常常無異於這些人。」（頁423）也不一定是權，「他的表現仍像個冒險家、夢想家，而且並不特別擅長運用已到手的權力。」（頁261）或毋寧說權力能夠賦予夢想現實的面貌，「孫逸仙不斷思索何以辛亥革命未能開花結果，並想著要將後革命時期的發展全面導向經濟現代化。」（頁264）即便被批評為經濟浪漫主義，但這浪漫「出於對現實的正視：即中國貧窮之現實。」（頁300）

不管周旋和獨斷的可議，又或平凡的出身，「多文化跨界者，往往來自這類較為平庸的人物，而孫逸仙正是這類人的非常縮影。」（頁409）甚或計畫行動的魯莽，「接二連三的挫折，只是印證了這位老戰士的慌亂無序，而不是他的奮鬥精神。」（頁283）讓我產生認同的，是行動日趨邊緣化，言辭依然充滿活力與樂觀（頁264）；是「一直到辭世之前，孫逸仙對他自己和他的使命都保有非凡的信心。」（頁424）是「當問題出現時，無論問題怎麼出現，他都有解決的決心。」（頁210-11）這樣面對自身處境的態度，以及對自身以外的關注，使得「國父」從教科書上的平面書寫，起而成為某種立體而熱切的生命，提醒我不斷在挫折裡行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