凝視生命

談話為什麼能夠帶來改變？醫師都說沒辦法了，心理師能夠做什麼？有沒有一兩句，很快就能鼓勵病人的話？每天面對這麼多疾病情緒，你不會受影響嗎？

這是我進入心理腫瘤服務領域後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。

第一個月，我與安寧病人談話會發燒，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微燒，大概隔天早上會退。第二個月，與病人的肢體接觸，例如乳癌轉移胸腔、淋巴的病人，談話後我的胸口些微疼痛，如輻射狀般。第三個月，幾次病人談及孩子、伴侶哽咽，我在旁也不能言，言語顫抖。

這些都是影響，但不是罣礙，而是提醒，提醒我這是病人的疼，這是病人的受。我想在能量的層次上，我一定有部份是與病人同步的，所以感受相通，而我需要做的，是每晚持續的自我身體照顧。

諮商現場的哽咽，一股悲傷不捨的瀰漫，我允許自己語帶顫抖，繼續引導：「如果可以說一聲對不起，你會想說什麼？」道歉為生命帶來流轉，只是多希望不是在生命的最後，每個人都還有更多的時間，可是不到最後，這道歉又太難開口。

雖然道歉後，舊有的互動模式不會就此消弭，但這些互動開始根植在柔軟的土壤上，從「我知道你的抱歉，你也知道我的在意」發出新芽，像是死亡的禮物，為死者帶來平安，生者帶來寧靜。

不一定有機會走過四道人生，不一定有機會生命回顧，但我們把握任何一個回憶的點，再把這些點連起來，這個輪廓正好述說了什麼？一個為家庭打拚的父親，一個歷經磨難的身體，一個急切憤怒的一生，這個輪廓像一種基調，不斷迴旋，病人最終聽到了自己生命的旋律，他或許跟我總結這一場病的意義，「讓我有機會改過。」或許跟我定義他的人生，「夠了，已經沒有遺憾。」

或許與疾病聯合演出一場「隱匿」，隱匿所有的身世背景、故人親友，只全心全意在疾病的處理上，才發現這場隱匿背後有更大的決裂，所以無人探視，所以隻字不提，所以徘迴不去。

但死前都要放下嗎？

在死亡的病榻前，我凝視這個巨大無比的心結，死亡時間不夠我找到繩頭，病人體力不允許我再談話，或說談話動機從沒存在過，一向都是一問一答。都說死不帶去，這個心結肯定很難扛，所以解脫沉重。

都說生不帶來，這心結會不會投身為一種先天性的孱弱，再待另一生來解？

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對這個心結默默鞠躬。

有時候是這樣靜默的陪伴，病人已經喘不能言，搖頭不要聽我唸帶來的書，點頭希望我坐著陪伴，我順著病人的背，看著他的吸吐，一吸，我抬起手沿脊椎輕撫而下，至他重重吐氣，再一吸，再輕撫而下……偶爾咳嗽了，我掌心輕輕拍，拍著拍著病人也許能拾得難得的睡眠，就像他還能說話時曾告訴我：「你這樣拍像媽媽拍小孩。」

但這樣的陪伴，建立在前面十幾次的談話裡，所以靜默裡有了解，與自在。對於沒有談話基礎的病人，我留下分機，說想找人講講話，或覺得焦慮時，就拿起話筒。已經切除聲帶的病人，我說：「話筒敲三下，我就知道了。」

如果死亡焦慮像一張無邊的網，我們是其中掙扎的魚群，陪伴像一股輕灑的水，我們至少不會這麼慌張喘氣，而是可以喘口氣，凝視自己的焦慮。

「讓我們在這裡停留一會。」我會這樣說，與病人一起凝視焦慮。

如果凝視死亡猶如直視太陽，也許焦慮是那日暈，讓我們得以在可適應的距離裡，凝視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