足以護持

夥伴Shan南遷了，第一次以視訊和我們督導，她抱著大黃絨毛狗，靜靜地，在電視螢幕裡，有時聽不清我們說話，有時我們貼著螢幕，才發現她看不到不在鏡頭範圍裡的我們。她適應著新環境，也第一次不再被太多的行政事務環繞，而專心地想著個案議題，關於無法建立更深關係的病人。

「病人都說要靠自己啦！」夥伴Shan說，好像說了一圈，都是客套話，「靠自己」也似把心理師擋在心外。督導Fang把背景從病房拉大，帶我們看一位在市場做生意，義氣型的女性，平時都是生意上利益交換的對話，少有真誠陪伴的經驗，「她說靠自己，但這時不能案主自決，」督導說，「用一個奇蹟問句，問她『當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，對你會有什麼不一樣？』然後從這裡開始深化關係。」

「如果病人想休息，」夥伴Shan再問，「心理師可以做什麼？」

「此時關係建立得如何？」督導回應，「對於客氣的病人，切入的技巧是什麼？就是隨便聊，個人、夫妻、家庭、工作……都可以，就是還不要聊疾病或生命，這樣比較深的議題。如果要一起處理夫妻，要小心互相顧慮；如果病人無法談，可以跟先生談，談太太生病到現在，自己的心情。」

也可以談工作，談工作中珍惜的自己，老成的自己……我們各自在工作中又是什麼樣貌呢？夥伴Jing提出的議題，正好發現自己站入了病人的角色，有「不公平」的替代感，「團隊在生氣什麼？」督導問，「對象是誰？誰是那個代罪羔羊？」堅持不告知病情的家屬，與因此無法告知的主治醫師，成了團隊憤怒的對象。

督導釐清病情告知不只是主治醫師的責任，而是整個團隊的責任，每個人站好自己的位置，就能專業對焦，例如社工師應該將家屬拉近病情告知這件事，「你會害怕病人問你病情嗎？」督導問夥伴Jing，她回應可以引導病人覺察身體的變化，自己的猜測是什麼，有沒有什麼擔心、期待……然後這些訊息可以回饋給主治，讓主治在沒有阻力，更加準備好的情況下，做病情告知。

我延續上次不知病情的年輕婦癌病人，分享我們之間的病情告知，只是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意識清楚的談話，在案母的允許下，我說：「我知道你相信只要撐著，就會撐過去，我也多麼想告訴你，撐得過去，但醫生盡力你，你也盡力了，我不知道時間還有多久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即使是再看一次天空，再吹一次風，再笑一次……」

督導說，這樣的對話，你會一輩子記得的；夥伴Shan在視訊裡，搖搖大黃絨毛狗的手，哽咽著……視訊還是太遠，照顧不到螢幕裡的她，所以我提議下次督導趁她北上時，只是颱風打亂了我們的預期，下次相遇，還是在視訊裡，她認真地提出一位想終止談話的男性病人，即使在運用一些正向、敘事的技巧後。

督導拋出一個問題讓我們思考：會談目標是什麼？以病人來說，他需要哀悼，想恢復自理能力，但已經癱瘓的情況難以逆轉，「所以目標應該是什麼？」督導Fang嘗試引導我們，「一開始介紹基本資料時，說到什麼？對，已婚，這是個重要關係，所以主軸應該是夫妻關係，尤其你已經注意到案妻很累，你陳述時說了一句『把先生丟給我』，所以你應該回過頭支持案妻，回到她的歷程，以及夫妻的歷程。」

夥伴Jing提的夫妻歷程，則是關於背叛與真愛，但畢竟兩個人走到病房相守，所以督導建議以敘事的方式來外化「背叛」，沒有誰是背叛者，只有背叛這件事，那麼這件事像什麼？一把刀子（命名），這把刀子怎麼影響你們？那是什麼讓你包容？那愛怎麼幫助你們渡過難關？……豐富支線故事。

我提的那對夫妻，相守也相愛，衝突是先生不想要繼續下一個療程，而我被照會來鼓勵案主，我的態度是引導案主思考，結論是請主治先不要催促治療決定，給案主一點空間。督導Fang立刻留意到我與團隊的分歧態度，「你們的團隊位置是怎麼樣的？你需要與主治同一個方向，一直到主治的治療進度改變，你才跟著轉，不然病人會錯亂，而且有可能之後覺得自己沒有盡力，反過頭來責怪你，你沒有必要承受這樣的危險！」

督導再次強調這一點的重要性，而第二點一樣重要，就是我在使用小人偶做排列時的處置，「你知道排列有非常強的情緒性，病人是否可以進入？另外在排列裡所看到的，是不多做討論的，而是讓它發酵等等，這些原則你都要夠孰悉。」督導看著我的紀錄，「你在第二次談話就排列，是否太快？如果你只是作為一種表達工具，那不能稱為排列……」督導小心地提醒。

我接受採訪時，很小心不稱為排列，也澄清了並非全然採用治療架構，而只是作為如圖卡般的表達性工具。但我看到錄影片段，呈現我將人偶的手放下來，說悲傷也放下了時，我發現，許多截取之所以被誤會，因為它就是截取。

我甚至在此刻也怠於澄清。而有時也不一定有澄清的機緣。

我才知道督導的擔心。但我真的是憨膽，如果今天不用了，是因為什麼？如果是因為怕被誤會，怕被質疑，怕被耳語……我想我不會停止使用它作為工具之一；如果它不再有效用，我想這項工具也就自然淘汰。

至少我可以肯定do no harm，正因為非現場真人排列，情緒性大大減少，而更看清楚姿態、位置、動力……對我來說，它混合了雕塑、沙箱、表達性藝術的部分元素，加上討論與覺察。而它也並沒有排除其他學派的運用，例如敘事的外化，正可以將案主與憂鬱分開，案主可能將憂鬱放在後面，代表緊緊尾隨的威脅；也可能擺得很遠，暗示情緒封閉，或是故意忽略，或是一種逃離。

這些圖像呼應了「你怎麼跟你的情緒在一起」。對我來說，這個工具本身帶來更多「看見」。我回憶起年初的一次討論裡，督導提醒我沒有準備好的看見，太銳利，是危險的。我想我學習到，讓病人主導要看見多少，如果病人選擇不看見，我只能等待。

像等待一朵花開。

只是有時候，花苞含著，就謝落了。

我也只能學習去，視之為另一種自然。自然無所謂好壞，都是一種歷程。我與病人，都在各自的歷程裡，在某個對話的片段，交錯，錯身。

希望沒有錯過。

如扎西拉姆‧多多說的，當你途經我的盛放。

夥伴和我都希望，護持著一種場域，目睹那場盛放，或謝落。

而我們各自，都在努力茁壯，茁壯地站在病房裡，足以護持。

當下風雨，當下晴

第十三次督導，夥伴Jing加入了我們，先觀察我們的督導方式；夥伴Shan風火地從南部趕回，剛結束一場面試，要開始一場遷徙，我們同她一起振奮，振奮當中又有惶惑與不捨。情感總是複雜的。

我提案的女主角與家人，也在這樣的複雜中。到處轉移的卵巢癌，不太樂觀。在這不樂觀中，家人死命在飲食和活動上膠著，膠著中的脾氣與張力，漫佈著焦慮，而焦慮背後，是說不出的哀傷。

不能說，好像一觸碰，死亡就會靠近。

她不太說話，惡病質瘦得柴骨，一直到開刀前一天，第五次探視，我握著她的手，我才覺得與她連結；之後她隨著精神狀況，時而飄遠，時而與我對望。我為子宮問題去開刀前，與她道別，她說：「醒來後就像沒有開過，就過去了。」

三個禮拜回來後的第一次探視，我與藝術老師邀請她作畫；第二次探視，專師希望我與共照師協助討論放棄急救DNR，她與母親被驚嚇了，凝重不語，只問「醫生為什麼不自己來講？」我協請醫師啟動家庭會議，明確的最壞可能，以及可能外的不可能，在不可能中，我們陪著她慢慢走。

「你第一次看她的時候，自己已經有子宮問題了？」督導Fang先這麼問我，「身為同樣有婦科問題的心理師，看這樣的病人是否會有壓力？」

「我很少在看病人的時候想到自己的問題，私下雖不至於漫不經心，但很少憂慮自己的疾病。」我說。

「好，開刀前你想了些什麼？」督導再問。

「嗯，想到不能生孩子，想到復發。」我說，也不能說想，而是醫師提出的討論。

「不能生孩子，這就夠了。」督導接著說，「在你跟她三十幾次的互動裡，一位年輕的婦癌病人，你沒有跟她談過這麼顯而易見的失落，有沒有可能是下意識地迴避？」

「死亡的威脅太大了，所以關於女性的失落，就無暇顧及了。」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辯解。

「你看我們的安寧病人，死亡前幾天，會覺得自己要死了嗎？」督導舉例著，「只要活著一天，死亡就很遠。」

只要活著一天，死亡就很遠。

「她像一個霓虹燈，滅了的霓虹燈。」督導將互動具象化，「你們每個人都圍著她，但是背對著她，沒有人觸碰到這一個失落。」

這個集體忽視，代表的是什麼？我感覺自己已不是旁觀者，回顧1/3以後的互動，我都在處理家庭情緒，圍繞著飲食與活動的張力，我也成為膠著的一部分，而病人絲絲縷縷的心緒，我憶起術後她主動說起的疾病歷程，「像懷孕，我還真希望只是懷孕，生出來就沒事了。」她說。

「還有她安慰你的方式，就像沒開過，就過去了。」督導接著說，「可是你回來了，你過去了，她還沒有過去。尤其你請假前，你們的關係交換了，她反過來安慰你。先前不知道你也有婦科的問題，因為你去開刀而知道了，開刀後你再回來，你們的關係需要重新建立，所以那一次的互動很重要。」

那一次的互動，有許多人，但趁空她問我還好嗎，我說還好，也努力走路，她問還綁著束腹嗎，我說還綁著，不時地還會撕裂痛。

傷口是撕裂痛，傷口外圍因為手術用擴張鉗，都是瘀青痛，整個腹部是痛麻感，還有不時的神經抽痛，加上子宮收縮痛，腸胃絞痛……我沒有往下說這麼多疼痛，但我才知道疼痛有這麼多層次，才知道，病人經歷了什麼。

那一次的互動，好輕。輕輕地過去了，輕輕地我回來了。可她的眼前，還這麼沉重。在這輕重之間，我可以做什麼？在團隊裡，我覺得自己好輕，我開玩笑這叫「份量與斤兩」，你有多少斤兩，就有多少份量。

「在這個個案裡，有許多可工作的地方，都可著力。只有病情告知這一塊不是你去講，講DNR也是共照師去說，頂多病人主動跟你提，你提供同意書。」督導這麼回應，「本來心理在做的東西就很難看到，所以團隊沒有看到是很正常的，不同的專業還是有所區隔，心理的深度要耕耘才會顯現，就是持續去看病人，這是你應該做的事。」

持續去看病人。持續。

就在那週，持續了許多年的讀經班，在老師講到「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」時（《道德經˙十九》），突然老師宣佈無限期閉關修行。剛宣佈時一片靜默，老師往門口走去，方有聲音問「老師不是開玩笑？」老師抬了抬手，在門後隱沒，好似老子出關了，留下什麼隻字片語都不重要了。

也是同一週，持續了幾個月的另一個讀經班，教會姊妹帶讀著「虛心的人有福了…哀慟的人有福了…溫柔的人有福了」（《馬太福音5:3-5》），姊妹解釋虛心是指靈裡貧窮，我想到滿則溢，不同宗教要彼此傾聽不容易，需要彼此都有空間去容納。我突然為這樣的空間感到侷促，主動取消了往後的聚會。

我在想，我會不會有一天在病房，一個轉身，突然覺得這一切的無意義，一個下樓，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場域？ 

講師的閉關，一時間把我們都關在了人間道場，而道場不在佛堂，就在當下，我不知道這個當下對下一個當下是否持續有意義，但我就在當下，持續在當下，就好了。

持續在當下，看病人。持續在看病人的時候，在當下。

在當下，風動，旛動，心也動。在當下，有風，有雨，也有晴。

也無觀，無觀者

十一月，雲門【白水‧微塵】在台北最後一場，戲劇院的門隔絕了戶外遊行，沉幕拉開流動的立霧溪，黑白山水中Satie寧靜安詳的Gymnopedies鋼琴曲，好似淌洩在舞者身上，隨著立霧溪在投影中切割、拼接、拉近、倒轉……其中一段少有的男男雙人舞，溪水湧動如雲海。

如果【白水】是一種觀看，那麼【微塵】就是遭逢，自然從被注視，到撲身而來，逃躲未能，人在其中掙扎，驚惶，最後謝幕時仍驚魂未定，卻手挽著手，昂然挺立，是人在其境的謝幕，少有的一次。

2014年初秋無垢舞蹈團的【觀】，也是這樣的謝幕，行者在原來的位置上，延續禪動的舉止，側身，彎腰，全場鼓掌，男聲唸誦的〈心經〉仍低沉有力，直至場散都還有一位行者一聲聲打著鼓，進退如一，留戀的觀眾忍不住獨自為他喝采。

我渴望一齣舞蹈，渴望與身體寧靜的對話。

夥伴完成了婚禮，婚前婚後沒有太大的差別，但我們發現先生的包容與細膩，是婚前沒有被描繪出來，平實中的恬淡。督導的父親則在平靜中離世，天空出現了蓮花雲，雲蕊開出陽光，督導停下車來拍照，畫面彷若溝通了兩個世界。

我渴望與身體寧靜的對話，靜靜地傾聽它試圖的語言。

一月追蹤子宮腺肌瘤，已經七公分了，首次醫師建議開刀，並從「通常不會變成惡性」改口「不是一定不會轉成惡性」，每三個月一公分的速度讓醫師開始懷疑。繼續中藥調整、諮詢第二意見，成了決定開刀前的準備。

我靜靜地傾聽它試圖的語言，穿越思緒的雲朵，進入心念的中心。

邁向感冒第五週的久咳，中醫問我「過去有什麼傷心的事嗎？」我想到那場訣別，但那是2011年，四年多前了，疾病線卻說著2012年發現胸部硬塊，13年發現貧血，14年發現子宮腺肌瘤……都是女性特徵，都在說著某種鬱結。

我進入心念的中心，那裡長著一句話：「你不夠美好，不值得。」

藝術老師問我看到什麼？我說在角落的女子，因為男子的離去，就要傷心而終，身邊只有一位婢女。「看著那個婢女的眼神，她的眼神在說什麼？」老師問。同情，我說，女子因而可以站起來，比較有力量。那是魏晉南北朝。

那裡長著一句話，那句話讓我愈來愈虛弱。

被拒絕，被拋棄，被……都讓自己處於無力的被動中，包括被身體背叛，被生命遺忘，病人問我「要怎麼放下？」放下不是一個實際的動作，它充滿複雜的交織，我不時邀請病人用人偶呈現具體的相對動力，督導提醒我「病人說不出來時，有許多方法可以用，如敘事，一下用人偶呈現出來，太銳利，病人不一定準備好看到，反而造成傷害，比較危險。」

督導也有部份提醒我保護自己，因為（家族）人偶排列不是主流學派，而有些爭議，容易遭非議；其中「套用」就是危險的，如果再加上說不清楚這個學派的所以然，更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「你可能用了某個學派而不自知。」督導說，因此概念化便很模糊，說的人、聽的人都模糊。

最終還是要回到：孰悉學派，練習表達，還有加上「身體感」。但什麼是身體感？督導在聽我描述一位拒談的鼻咽癌男病人，突然問我「你很害怕他吧？」我問督導從何感覺我的害怕？「太快了，不像你平常陪伴的步調。」督導說，可能這個病人讓我想起過去相類型的拒談病人，因此恐懼驅使了我的步調；另外一個是督導的經驗，十幾年的陪伴經驗，讓陪伴者在現場的身體感更敏銳，卻又是放鬆的。

督導舉了一個「視野」的例子，她看過去只有一盞燈，另一個人看到除了燈以外的周遭，如同余德慧老師在《宗教療癒與生命超越經驗》所說：「照顧不需要用系統去對待，系統是要創事業、積極的生活才要的。照顧只需要閒散，鬆散，但要有中心。」（頁98，心靈工坊，2014年）

那個「中心感」其實不是要抓取，而是要放掉，也是佛洛依德所說「均衡懸浮的注意力」（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）。夥伴提的案例裡，督導便如此區分專心與專注，專心是努力地傾聽，專注則是放鬆地聽，同時打開五感去感受，如同督導在現場感受到我的害怕。

我也感受到自己，當督導說「危險」的時候，我心中便起了「叛逆感」，另一個案例督導更努力說服我我「太努力了」，督導畫了一個立體三角形：「一個聰明的心理師，不會一次處理那麼多問題，你只處理一個邊，以病人為主，處理他的疾病適應，從生命回顧裡拉出正向的點；你要處理他生命中的和解，與家人的和解，一下就跳到核心，陷入病人生命中的三角。」

在努力與「太」努力，危險與叛逆間，逐漸浮現幾個看到：1.自我膨脹了，好似只有「我」可以處理。2.不相信病人生命中自行的轉化，他只需要見證，被看到，而非「被拯救」。3.沒有覺知的危險是愚笨，覺知下的冒險是勇氣，我需要更清楚自己在諮商時的心念與狀態。

那句話讓我愈來愈虛弱，我卻一直跟病人說你很美好。

在不同醫院工作的腫瘤心理師聚會裡，區分於其他專業，區分陪伴深度，區分諮商成效等的「證明存在」題，時常引發熱議，同儕見證與支持通常佔了大部份，更多的思考留待個人繼續在工作裡驗證，每個夥伴的步伐都不輕鬆，走出咖啡館的我們卻故作輕鬆，欣賞街景與夜深，說不上沉重，卻也心事如麻。

同學聚會裡，隨著年紀，各人也有更多的心事。同學對我的印象仍是感性多過實際，一位好友的觀察更仔細，「你是理性先，再感性，理性上要能先說服你。」我去聽《道德經》私塾課，講師以「無欲而有欲」來解釋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」，先無欲了，才能感受生命每樣微小事物的美好，因此反而事事有欲有味了。

我卻一直跟病人說你很美好，我其實也是在跟自己說。

講師說服了我，我便欣喜上課；督導說服了我，我便寫出了有味的紀錄。理性在某個程度上，拯救了我，讓我在感受裡得以抽離，去觀看自己，觀看怯懦的自己，觀看恐懼的自己，觀看傷心的自己，觀看生病的自己。

我其實也是在跟自己說。某一部份的我們其實也都是病人。

然而，全然以「心性與病性」或宗教業力的觀點來看，卻忽略實際環境及壓力對疾病產生的影響，有失平衡。一個腦癌的兩歲孩子，要怎麼說他的心性造成疾病？如果我們說某一癌別，特別壓抑，或特別完美要求，但這兩種特質，其實都可見於其他癌別，甚至健康的人，那又要怎麼解釋如此的心性所造成的影響？

而所謂因果，又並非智力所能企及，因果觀卻常給人懲罰感，所以病人會說「就當作在還。」我問「那你還得甘願嗎？」我接觸的基督教徒卻說神不懲罰，而在管教，管教是一種引領，因此「受苦的人有福了」。身土不二，實際層面需要我們重視與改善，同時我會問病人「還有你覺得需要調整的嗎？」病人可能會說本來太急，或說自己有太多擔憂……

光說因果，讓人無著力感，尤其不適合已經感到無力的憂鬱症；光指心性，尤其是被直指，甚至譴責，「你就是太倔強才會生病！」並無助於心性上的調整。眾生皆有習氣，不如回頭看自己，觀看身體，觀看自我，如果「善」是一種心性，那麼「善有善報」成為勸說，就有目的性了，為了善報而為善，這是心性，還是心念？

我們都有心性，與心念，與環境應對，與身體共存，如同【白水】，如同【微塵】，更是【觀】，行者彎腰一緩步一緩步收拾起一顆顆黑石，終場再一寸寸放回，一切各歸其位，彼石卻非其石，其石也是彼石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皆是鏡花水月而已，亦無鏡，也無水，更無花，亦無月。也無觀，無觀者。

只要還有一盞微光

從醫院到另一家醫院督導的傍晚，我坐在大廳空落的連排長椅上，一陣陣湧上淒涼，覺得自己離「人世」好遠，卻又好近，督導的父親病況危險，夥伴的婚禮就要排演，我的身體則在惡化中持平，每天在遲滯的疲弱中，打起精神走進病房。

但最近我覺得走不下去，接連幾個拒談病人，或不耐或客氣請我離開，向團隊回報無法介入的同時，也在累積心理師對團隊而言的「無效能」。這個無效能感，在督導當晚因為幾個院方的連哉問，問到啞然。

第一問：社工師能做心理師所能做，但心理師不能做社工師能做，院內又已有社工編制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第二問：志工在安寧關懷上皆有宗教背景，加上年紀與智慧，更契合臨終病人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第三問：心理師不能像安寧共照、居家、醫師收健保，無收費又看不到「必須」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夥伴很快回應社工師看廣，心理師看深，督導則說寬與廣，在資深工作者身上，都是互為應用的，一時無法深入，就從廣上去試，可談出院，也許就切入了家庭關係；可談疼痛，也許就談出了死亡恐懼；或就是單純陪伴。

「如果願意談，即便有許多悲傷，甚至憤怒的情緒，或至少讓我自言自語，而不是把我轟走，我覺得都可工作。」我說，「至於單純的陪伴，我是這樣一無所知走進病房，就看病人願意坦露什麼，反而志工直指出院、照護等問題，也就直接切入了。」

「你不帶著目的，就是陪伴，這樣很好。」督導說。

「可無法陪伴，因為病人要我離開。」我覺得在打圈。

「那你可以讓這個病人過去嗎？還有這麼多病人。」督導問。

「可回到照會需求，就是無法提供團隊協助。」

「你跟團隊的關係怎麼樣？關係好的話，團隊應該在你挫敗的時候，給你呼呼手，而不是將出不了院、決定不治療的責任加在你身上。」

「是沒有責怪，而是在照會上覺得心理師可協助溝通……」我不知道要怎麼繼續形容工作現場，只好下了個結論，「功能不彰，就會可有可無。」

此時我們在一家便利店，離開了醫院的冷清，坐落在某種陌生的溫暖裡，心理師可不可能是這樣敞開，而穩定的存在？只是讓病人知道，這裡有盞燈，當你需要的時候，你可以靠近；你或可瀏覽回顧，或可複印輝煌，或可傳真思念，或就是，坐看入空。「我甚至夢到醫院的心理師前輩，夢到我準備好多案況要請教他，」我想起近日的夢，「我在想如果是他，一定可以處理得更好。」

　　「前輩做了許多冰山下的工作，你提的照會情況就像冰山頂端，是難處理的，但你的案源不只是照會，你可以主動去看病人，冰山下的工作累積久了，就可能冒出頭被看到。」督導回應，「你曾經有被看到的經驗嗎？」

　　「有，而且都是同一位主治。」我的回憶出現朦朧的光輝感，「那一次我剛跟一位病人談完她父親幾年前過世的悲傷，做了觀想，此時主治查房，病人指著我對主治說，她療癒了我，我覺得好放鬆。」那位主治同時是我的主管，因此給我許多肯定，可我覺得自己不符合那樣的肯定，那肯定是預想十年後的我。

　　「你要相信你的主管，他看人的眼光很好。」督導也進入回憶，「回想十年前的我，也是什麼都不懂，許多話題不敢跟病人開啟，因為怕自己承接不起來，現在則什麼都能談，而且談話是我工作中最輕鬆的事，因為就是在聽故事。雖然對你們而言我很資深，但我每次聽更資深的前輩談個案，那是……更藝術的，我就知道自己還有許多進步空間。」

我在想是否有些拒絕，是因為病人看到我無法承接？例如我的語氣過於輕巧，可能因為我還在試探，因此還沒有相應病人的沉重感？或是在等待護理、灌食的過程中，家屬奇怪我怎麼還在，我也不自在起來？可能我的肢體、口氣與眼神，已經透漏我無法承接的訊息，因此病人在僅有的力氣中，也懶得花力氣了？

我的血紅素，常被取笑比癌症病人還低，也被擔憂隨時暈倒的危險，更被勸說要定期輸血。血紅素是活力，我的身體如果嚴重缺少這樣的力量，我的心理也無法強大，因此「打起精神」走進病房的我，病人也能如是感受。

病人的敏感度，常常反映在互動中，夥伴提出的「界線」議題，便是在握手、擁抱的要求後，再進一步有更「討愛」的肢體動作，「我開始覺得不自在，甚至有點慌張，」夥伴回憶互動現場，「我在想這是不對的，自己是不是在一開始就沒有拉好界線，以至於會演變成這樣？我開始拉出界線後，之後再聯絡，對方就明顯有距離感。」

　　「你一定讓她覺得很溫暖，所以才會覺得可以親近。」督導回應，「你還是可以再給她一個擁抱，讓她知道界線在這裡，但我覺得這裡面沒有一定的對錯，病人給你一袋地瓜葉收不收？一盒水果呢？你的狀態不一樣，界線也會不一樣。」

　　「我先前受過心理動力的督導，」我分享實習經驗，「以心理動力來說，沒有投射就沒有改變，也許個案這樣的索求姿態，反映了親密關係，或如果你覺得她像女兒對媽媽，反映了母女關係裡的議題，那麼你對她這樣的索求，所產生的感受，也反映了她索求對象的感受，現場你希望把她扶起來，也就是希望她更獨立，但是她沒有辦法，這裡面有很細膩的互動可以探索。也許下次你跟她再有機會互動，可以跟她坦露你的感受。」

督導說起以前對病人每天來找覺得很不自在，現在可以很自在跟病人說「你如果來兩次都找不到，那天就不要再來了。」這個自在也包括以前總覺得談話內容要「重口味」，現在一盤番茄炒蛋，也能很有滋味。一起陪病人澆花，信手一句「你很會照顧人吧？」就談出了生命亮點。病人邊說「不想跟你談」，邊在涼亭上坐了下來，其實是想談，而怕談，再把割腕的手一遮，督導問「很痛吧？」談話也就開啟了。

督導隨時都有「番茄炒蛋」案例，也許是我嚐不出番茄簡單而清甜的滋味，因此沒有把握住最即時的鮮美。至於錯過了，我則要學習將目光看向整片果園，而不是每一顆果實，這是我主管的視野，如同他承接病人的感激，與抱怨，我也要學習在他人「無效能」的眼光中，安住我自己，扎實地繼續看病人。

走出便利店時已將近午夜，稍早在店外不斷向四方舉手求拜的一個路人，被人潮沖散在不知何處，夥伴和我將祝福化為與督導的一個深長的擁抱，這是我們的第十二次督導，在已經入秋的城市裡，我們不再因營業時間遷徙，我們安身在便利店裡，願自己也像一座發著微光的屋子，讓人休憩。

2012年結束遊戲治療的一個小四孩子，一直問我「我可以在FB找到你嗎？」雖失望但在倒數的某回治療，他手捧著這朵自己做的紙蓮說要送我，這是他面對難言的感受所可表達，也以這朵蓮為督導的父親祝禱。

坐看天光

我一直在找月亮。督導前一週的每個晚上，我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喝著珍珠奶茶，想著明天該要換一個什麼姿態，接近某個拒談病人？

督導那晚，我又點了珍珠奶茶，督導說：「今天我們從看到了什麼，所以做了什麼評估與介入，這樣的脈絡來談好不好？」聽我說完案況，督導接著問：「社會資料像一幅畫的背景，你看到了什麼主軸？」

「孤單感。」我說。

「這麼純粹？還有其他的什麼？」

「可能也有失落、憤怒，但最深的是孤單感。」

「你從哪裡判斷他孤單？還有他知道自己孤單嗎？你又怎麼判斷？」

「他用痛躲在自己的世界裡，我不確定他的自我覺察，他可能不願意看。」

「那他願意你看到嗎？一個黑道大哥會接受同理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他需要什麼？」

「需要尊敬。」我重述一段第三次的接觸裡，我以同理表達的尊敬，尊敬病人的內在智慧。

「這段非常琢磨的話，他接收得到嗎？他的教育程度？如果是國小，我怕他聽不懂。你一下就看得非常深，孤單感，那可能是他最深層的感受，但不容易一下就觸碰到，你可能要以非常表淺的層面先接近他。」

夥伴提出先談對嗎啡的抗拒，例如是怕上癮？怕失控？還是怕與死亡連結？那麼過去經驗、內在恐懼，都可能可以帶出。這個部份共照師談過，包含對安眠藥的抗拒，是不想失去控制感，因此由控制感著手，讓病人對用藥有討論空間。

「談疼痛是一種方式，」督導接著說，「你看到的孤單感，像是最底部的珍珠，可是你觸探不到，上面是一層層的岩石，可能要像Z字形一樣，順著談下去。如果你是我的心理師，我會覺得最內在受到震盪，你就像是山水畫，而這位病人是水彩畫，你們要怎麼產生對話？」

督導指著茶館兩側牆面的巨幅掛畫，山水畫裡有一位駝著行囊的獨行者，這是我看到的病人；督導看到病人是另一位推車者，車上有不少貨物。可是要我改變我的語言，像「大ㄟ，這杯珍珠奶茶給你啦！」怎麼都不像，不像到督導與夥伴都笑了。

「那就讓你這幅山水畫，足以震懾，即使不懂，也感受得到那震懾的力量。」督導提出談話以外，非常靈性的方式，「或是讓這幅山水畫不斷出現，成為視野的一部份。」

成為視野的一部份，我也曾經每天只為跟病人打招呼，讓「午安」成為日子的一部份，可是這位病人，在第五次拒絕後，我決定不再勉強。「五次，夠了，這個夠了是什麼？」督導繼續探問，「是對病人而言夠了？還是對心理師？或是對關係？回到照會原因，怕病人輕生，這是護理人員的擔心，心理師擔心嗎？家人擔心嗎？有擔心才有動力，也才有談話的可能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第一次接觸，就會跟護理人員說病人沒有談話意願，也不用擔心病人輕生。」

也許第一次接觸後，我更該支持的是護理人員，該舒緩的不是病人的疼痛，而是護理人員對他的惱怒，護理人員在照護上更能接近病人，病人愈有尊嚴感。尊嚴感不是由談話獲得，而是由照護身體當中感受。

那麼我在為難自己什麼？因為我看到，光是我會來看病人本身，就帶給護理人員紓壓的感覺，好像是「我們一起來對付這個難搞的人！」在另一個憤怒病人身上，我讓護理人員理解病人的心理歷程，因此病人的憤怒雖向外投射為質疑、挑戰，但實際是對自己身體的憤怒，帶著這份理解，就比較不容易被病人的憤怒牽動。

「那麼對他說的生氣的話，我可以說什麼？」護理人員問我。

「我相信你可以針對不同情境，發展你自己的方式，來回應他。」我在護理站給小夜班的護理人員心理預備，「如果是我，特別是談到與父親的關係時，我會跟他說，你存在，就已經夠好了。」

護理人員的眼中泛出淚光。當我們進入故事的脈絡，同理是油然產生。夥伴提出的議題，便由敘事的脈絡進入，抓出病人的主軸是「活著」的議題，即便在發病前，這樣的議題就一直存在，夥伴在病人不穩定的情緒狀態中，把握她穩定的時候跟她談「愛自己」，我想我會由「安全感」切入。

「如果這是社區諮商，我會鼓勵你們從這根本的角度著手。」督導引發我們思考後回應著，「可是醫療諮商，考量照會原因和時效，就直接從『活著』著手，外化這個問題為『活著是怎麼影響你？』再來命名『這些影響你會給它們什麼名字？』」

夥伴提出這些用語的「不生活化」，語言的問題再度被提出。我想到以人偶排列的方式，一個人偶是自己，另一個人偶代表「活著」，兩者間的位置與移動，具體而直接。我曾與國小教育程度的病人做排列，病人至今仍能記得排列的畫面。

最後的畫面，如同會談的整理與收拾，都有一種和解與力量。

「在敘事治療裡，下一個步驟可以是解構，有什麼解構的句子？」督導提問時，我們從已經關門的茶館，移動到教堂的聚會空間，我望著十字架發呆，想不出來。「真的都還給老師了，」督導笑，「可以問病人『你認為活著是什麼？』討論活著的定義，裡面可能也有矛盾、非理性思考可以被挑戰。最後還可以問奇蹟式問句。」

督導說了一個案例：看似和樂融融的一家人，丈夫照顧癌末的妻子，孩子都請假來陪，但是妻子卻說想早點走，為什麼？夥伴說妻子不想拖累家人，我說妻子可能對丈夫有憤怒，督導說她問孩子「父母親以前的關係怎麼樣？」答案是不好，因此孩子的請假實際上是為了「保護媽媽」，至此案情豁然開朗，「但是要怎麼轉？怎麼問奇蹟式問句？」督導問。

「如果會有個奇蹟讓這狀況有些不同，你會怎麼發現到的？」夥伴說。

「如果有一天你們不用這麼保護媽媽，那會是什麼情況？」我說。

「我的奇蹟式問句，」督導說，「就直接問如果媽媽走之前有奇蹟發生，那會是什麼？孩子答媽媽會很平靜地走，那要怎麼平靜？孩子突然哭說不知道要怎麼接近父親，這時以家族排列的脈絡來說，會說要跟誰學？」

督導問我，知道我有接觸、運用家族排列，這時我們又從鎖門的教堂裡，移動到外頭起風的公園，街口不知從哪冒出的人潮，我再度答不出來。「跟媽媽學，」督導自己繼續，「跟媽媽學著怎麼親近爸爸，兒子也可以跟爸爸學怎麼親近媽媽。因為這個學，媽媽的活著也就有了意義。」

我發現督導的談話脈絡清清楚楚，就因為這份清楚，建立在學理裡的基礎，所以很快可以有評估以及與團隊溝通的架構。我則是在每次談話後，才在紀錄裡摸索這份架構，也就是我做了什麼，但不是很清楚我做了什麼，因此也不是很清楚發生了什麼。

我走過山水，才回頭看足跡；督導則是每個步伐清晰，清晰地在當下，又融入當下。這在歷程中的了了分明，是正念，不是正向負向，而是清楚地，在。

在公園長椅上的每個夜晚，除了珍珠奶茶的滋味，我不是很清楚自己要思考什麼，我一直沒有找到月亮，可是透過四方伸展的小葉欖仁，在愈坐愈黑的夜裡，我可以看見黑，黑得透光。

分別如是

這是一次超時的督導，午夜前11:30，督導仍精神奕奕，夥伴與我則是放空，掏空，還在填空，填的是督導的提問：來到這領域的初衷？

夥伴有許多委屈是關於社會化，我最大的社會化撞擊已經發生在花蓮，2010年，出自於我對花蓮有過多的期待，所以我是失落在自己的期待中。

與花蓮無關。這份撞擊還在試圖幻化成長篇小說《山海魅》，當機緣成熟。

我對醫療，對諮商的期待，希望自己是一個可以融入，並著力的角色。可是這不容易，因為醫療看「成效」，看著有效才會繼續「使用」。

以我提出的團隊討論逐字稿來看，督導看到我呈現的每字一句，背後都建立在實際的會談、觀察與評估，交代了原生家庭、精神疾病史、因應方式及目前的介入，督導覺得問題不在呈現的內容，而在呈現的方式。

「團隊對個案的什麼最有興趣？」督導問，我說躁鬱，夥伴說怨，「對，怨，如果是我，我會先說與原生家庭的怨，吸引團隊的注意，再帶出這份怨與躁鬱、因應的關係，最後再說我的評估與介入。如果說還有什麼要補充的，就是這對夫妻本來的互動關係怎麼樣？還有接下來的會談重點會是什麼？如果還可以談三次，你會想要著力在哪裡？」

我想一部份是對原生家庭的怨，一部份是夫妻關係，事實上我在督導當天才藉著家族排列，一起帶到這兩部份，前頭先邀請案夫看太太這幾天爆發的憤怒，連結到他的自我認知「做不好」，此時邀請案夫家排，呈現的其實是「不願意擔起責任」，一直到他與代表母親的土地有連結，才顯得較有力量。

力量是與責任在一起的，愈有力量，愈可以負責；或相反，愈願意負責，愈有力量。

夥伴與我的責任和力量又是什麼呢？夥伴的工作項目愈來愈多，呈現失焦的狀態，連帶在督導裡也跟著失焦，回憶起來一片空茫。空忙，是夥伴的感覺吧？只好鼓勵自己撐過一個月，又一個月，看看情況是否會改善，看看是否還能夠做些什麼，看看……

相對於夥伴的空忙感，我比較多的感受是失落，總覺得無法融入團隊的討論，呈現我這部份所做的，或說即使呈現了，團隊也可能不覺得有所助益，督導說：「團隊可能與你有不一樣的看法，那麼就把它當作不同的訊息，還是可以引導團隊看到夫妻之間除了怨，還有在此時此刻的不離不棄，即使怨，還是沒有放棄彼此，心理師不是一直都能夠看到正向嗎？這就是很寶貴的一面啊！」

我想相對於團隊期待的「心理奇蹟」，目前平實的心理介入，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信任，不過這種「使不上力」的失落久了，不自覺有了憤怒。

「你自己說出來了，」督導說，「我覺得是有憤怒的，這憤怒裡面有什麼？」我想是「被否定感」，好像心理介入「可有可無」，即便是精神科醫師也曾跟我說「我不知道心理支持與陪伴可以做什麼，我的訓練就是治療。」另外夥伴說得好：「每個人對心理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它不像生理有明確的數字。」也沒有迫切如生理需求，因此可以「眾說紛紜」，因此可以「沒有結論」，因此也可以「不了了之」。

沒有一個專業，是這麼抽象。社工師可以申請下補助，營養師可以調整配方，共照師可以改善疼痛，但心理師，是病人情緒改善的推手嗎？病人可能因為有補助了，營養夠了，不那麼痛了，而「自然」情緒好轉，心理師的著力點在哪裡？團隊常有的回應是「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，像你一樣，可以聽他說。」心理師，成了很有時間跟病人聊天的專業，但聊天的過程中做了什麼卻很難呈現。

也常聽到的回應是「心理師好好喔，只要跟病人聊天。」但聊過的人一定知道，這不好聊，這不是閒話家常，即便是閒話家常，也要帶到生命議題。

在一個小夜班的晚上，病人、家屬與我走到一個非常張力的場面，家屬嚎啕大哭，本以為要收止了，沒想愈哭愈厲害，裡頭有好多委屈；在場的人沉默地忍耐著，我問病人「你理解太太的眼淚嗎？」再邀請家屬「你的眼淚在說什麼？」前者寡言，後者宣洩，要在這樣的不平衡中繼續對話，這不是聊天。

那天的張力過後，幾十年的關係開始轉動，家屬後來跟我說：「謝謝你讓我有機會說出來，你的引導給我的幫助很大。」不過夫妻關係不會就此「甜蜜和樂」，生死即便讓一切「前嫌盡棄」，還是很容易回到舊有互動模式。

所以心理介入到底做了什麼？又達到了什麼？每一次的探視後，我都告訴自己，不要太興奮，既非好也非壞；也不要太沮喪，既非壞也非好。每一次的探視，就是每一次的互動，不執著好的互動，也不厭惡壞的互動。

也是如此看待團隊互動，看待每一個遇見的人，看待每一次聽見的話。

這份督導紀錄成了一趟督導後的自我整理，並再回到投入癌症關懷的初衷，如同余德慧老師為《西藏生死書》所寫的讚序：

　　終究我們還是會回到「瀕臨」的現場。感通生死才是人活著最終的心靈療癒。因此活著本身即是瀕臨。至此，我們從《西藏生死書》轉出，而皈依了瀕臨。

至此，我們從分別轉出，皈依如是。

我們還在

督導將夥伴和我留在了咖啡館，返回醫院處理器官捐贈事宜，這是週五晚上十點，是值班社工師的負責事務之一，醫務社工工作的豐富性讓督導甘之如飴；而尚待建立的心理腫瘤業務，則飄盪在「豐富」與「繁瑣」間，並時時被挑戰「成效」。

夥伴繼續敘說與「竹柏圖像」的連結，那是三株陪著督導六、七年的竹柏，在封閉的環境努力長著葉子，卻在突然陽光充足的花園被曬傷，接著惡意被拔除，救回後又意外被剪枝，現在只剩一株殘葉，「我聽你講社會化的歷程，讓我想到我的竹柏，」離開前督導對著夥伴說，「在歷經這麼多斲傷後，它還在，而且它一直陪著我，你也保有那部份的你，還在。」

還在，而且被看到，被珍惜著。督導的竹柏，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圖像。

我想起那株陪著我歷經不同工作的蝴蝶蘭，在陽台滾過不知多少個颱風夜，滾離了花盆，每年仍堅挺住幾片厚葉，突然在有一年結了一串苞，連著開來了真有一隻蝴蝶駐足，在四樓的陽台上。那年我捧著它在搬家貨車裡，來到新家卻在一週內全謝了，然後我要往花蓮一年，「託蘭」給姑姑，一年後聽聞它死了，我不太置信，它活過那麼多波折，怎麼就死了？

我真的就哭了起來。那是連自己也不太明白的傷心，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歷程與陪伴。

那一直陪著自己的自己，什麼還在？還在努力著什麼？

夥伴愈說工作處境，愈覺得「相關業務」讓她脫離了軸心，而這軸心正是看病人。我連結到這個月的身體狀況，是幾年前的腰椎傷處復發，一天之內就無法站直，坐臥都因劇痛而無法支撐自己，更遑論即使是刷牙、洗臉這樣的日常動作。我費力地生活著。第三天同事協助就診復健科拿的止痛藥，讓我終於可以入睡；開始安排的電療及復健動作，逐漸舒緩我僵硬的肢體，「能夠這樣坐著，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！」我與夥伴分享，「我想看病人是我們的軸心，就像脊椎支撐著身體，但的確也真的不容易啊，沒有這個軸心，其他一切也難以著力吧！」

但說到看病人，夥伴也覺得「虛弱」，這個虛弱是因為團隊的期許，團隊期許「很厲害的心理介入」，例如某學派的什麼方式，轉瞬間病人就有很大的改變；或就心理部份提出一些評估與分析，「常是團隊覺得有問題，」夥伴說，「但我覺得病人的反應很正常。」夥伴擔心自己有過度認同問題，我也分享自己常跟病人說「你的反應很正常。」並且在紀錄上的動詞常是「同理、鼓勵、引導」。

「同理與陪伴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啊，」夥伴說，「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解讀的心理層面，心理師可以怎麼不一樣？」

我分享這次的脊椎舊傷經驗，團隊裡有人問我可以想想自己最近的內在狀態，因為脊椎可能與「不夠柔軟」有關。我回應並非所有的生理症狀都是心理因素，因為我的確是多年前練瑜伽受傷；再者要看心理層面，我覺得「柔軟」是一個角度，但我目前的內在狀態反而是需要更多「力量」，如同醫師說我需要鍛鍊背部肌肉群，減少脊椎的負荷。而這個力量是回應團隊期待的力量，反而不是看病人本身。

只是這是我對自己的評估，對病人的評估，夥伴與我感嘆著，我們可能還要再碰撞，再累積，才可能與團隊建立相互的信任感。

夥伴與我在午夜前的月色中，步伐疲憊，督導曾說第一批走進醫療的諮商心理師，要有成仁的心理準備，因為連臨床心理也是看「治療」，諮商的同理支持是什麼？效果又是什麼？又多久會有效果？曾經有一問精神科醫師這樣問我，而我沒有「具體而適切」的答案。

「也許就像打太極吧，我們得先按每個動作來，扎穩好我們應用諮商學派的基礎，」在捷運分手前，我與夥伴這麼相互鼓勵著，「然後我們才可能再把這些動作丟掉，順著流動打好一套拳。也許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在用哪種諮商技巧，我們就分心了。」

就像沒學好素描，就想畫抽象；沒練好楷書，就想揮筆成草。我想我們還得一步步扎實，在扎實中不斷磨合與團隊的默契，以及不斷面對對自我及專業的質疑，並且仍然存活著，努力著，就像督導的竹柏，我曾有的蝴蝶蘭。

後來朋友送了我一盆左手香，是我喜歡的短胖葉身，摸著有厚實感，並有一股草葉香。它逐漸，逐漸往土裡深根，安定著我的歷程，跟我一起，還在。

所領悟成所執迷

這是第一次督導的時候，我會頭痛。

督導在解釋預定要討論的紀錄架構SOAP後問我懂不懂，我點點頭，督導說沒有感覺到我懂，停下來問我：「團隊壓力很大喔？」我說是，每天都覺得自己的「靈性層次」不高，自我效能感很低，被賦予的任務常是「病人有很多怨」、「病人可以發願」，在怨與願之間，我更常選擇沉默。

對被賦予的期待沉默，也對相對而來的失望沉默。

即便發聲，也只是發聲，是相互的不認同。

團隊認為病人光懺悔沒有用，還要發願，但我覺得懺悔本身已經彌足珍貴。團隊認為自責背後其實是責備，但我沒有感受到責備情緒，「自責的確常是責備的機轉，團隊的看見也許能幫你更快進入，又或是你可以請看見的團隊成員自己跟病人談？就說你的能力不足？」督導說。

我想到先前在諮商機構實習時，接到一個家庭來電：「老師說她沒有能力幫助我們，所以只談了一次，現在我們還想再跟老師約談一次。」

這通電話讓我學到承認自己的不足，不是每個案況都有能力處理。

這份「承認」背後需要清楚的看見，一方面看見對方，一方面看見自己。

「病人以虛弱來回應我，是沒有談話意願的拒絕，也可能是還沒有準備好。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需要談話。」我描述幾次探視未果的評估。

「你可能要更清楚是給予病人空間，還是自己沒有把握？有時候病人需要一些推力。」督導點出了進退間隱微的專業自信，「我欣賞你單純的陪伴，但團隊的期待其實會時刻影響你在現場的互動與評估，你有試著表達嗎？」

「我看到病人準備好要談了，但家屬還沒有準備好，我鼓勵家屬，也請團隊給予他們談話的空間。」我說，督導再問：「談了以後呢？家庭動力又如何進展？團隊其實更需要聽到一個故事，所以你要追蹤你介入的後續。」

其實是陪伴到病人離世，也看到家庭關係因情感表露而更緊密，但隨著病況持續轉下，病人仍舊呈現「虛弱消沉」，一直到最後一口氣。

有時候我在想，消沉就不安寧嗎？我們期待病人能超脫肉體，跳脫個性嗎？我們又期待長久的家庭互動能就這樣改變嗎？

或許我們對「死亡」期待過高。

或說邁向死亡的過程中，不是有怨或無怨，也不是不安或平靜，放下或放不下，如此非此即彼。

夥伴提出的「病人或家屬清不清楚病情？」也是常見的照會案例，不是清楚或不清楚，而可能是有現實感，但不願意面對；或正逐漸理解中，但需要一點時間；甚或交錯於現實感與希望感之間，也接受了，但還希望做一點什麼。

此時「抗癌」與「安寧」好似在拉鋸，如同病人與家屬的心情：以安寧來說，打化療打到最後，是沒有必要的搏鬥；以抗癌來說，過早放棄治療，則是消極的行為。難就難在這中間沒有一條明確的線，而是好幾種選擇，並且還要觀察選擇後。

夥伴提的另一個案例則是將現實托付於虛空中，總是以許多道理作為回應，旁人問什麼意思？又打禪似地說「再體會」。督導覺得這位病人在說著自己也不懂的道理，背後可能是自卑，應該具體化病人對子女的養育、工作的辛勤，也許再連結到他口中的「道理」，如此道理便成了他的「實踐」，而非他回顧生命時感到一事無成，所搬出的自我面具。

曾經有病人跟我說，生命片段一幕慕不斷播放，有時覺得荒唐，有時覺得精采，我問他荒唐多還是精采多？他搖搖頭，寫了個「空」。我不確定我感受到了他所感受，枉然是一種空，自在也是一種空。

又或許，空與不空，還有許多空間，執迷的空間，領悟的空間，所領悟又成執迷，所執迷又幻化大千，空即是色。

在非此即彼的空間中，病人的狀態時刻流轉，與每個團隊成員也都有不盡相同的互動與呈現，所以有不同的評估也是常情。重要的是怎麼在這些不同中，促進溝通與對病人的照護。有時對病人有「一致的既定印象」反而是種危機。

「我們也可以看病人是垂頭喪氣，也可以看他是成熟低垂的麥子，然後用這樣的眼光來邀請家人欣賞他一生的努力。」督導為相同的畫面鋪上不同的光線，督導的語言總透著一股不急不徐的說服力，是督導累積的成熟度，也是團隊全然的信賴感。

在那樣的信賴氛圍建立前，我想我與夥伴每天都得面對自我效能感不足，並且收拾心情，整頓思緒，為踏入病房的自己做好準備。在病房流轉的怨與願，不只屬於病人與家屬，也是專業人員的執迷與領悟，在每一次的執迷中領悟，又執迷於每一次的領悟。

因為你聽到我

這是到新機構的第一個月，到心理腫瘤領域的第十一個月。空氣從沉悶轉濕涼。

8日在婦科等待看診時，廊外的空中花園有點陽光，腹超檢查出是子宮腺瘤，醫師要我抽血做癌指數檢測，沒有藥物可以改善瘤本身，除了情況嚴重時拿掉子宮。

護理同仁根據檢查數據，幫我推論是長期貧血，生理代償為血小板（凝血）增生，因此造成經期崩落不全，而往內膜四竄。

督導與夥伴花了前半段的時間，關心我的身體狀況，督導即刻諮詢一位婦科醫師朋友，回應可以子宮避孕器改善，但須從陰道置入。

愈聽愈嚇人，督導問「你怎麼可以這麼鎮定？我都比你還緊張！」我的確沒有顯現緊張，除了診斷後感到孤單，如果已經結婚，會有個人可以討論影響我們生孩子的任何處置。可我現在要獨自決定。

我決定不吃子宮收縮、荷爾蒙藥，也吃不慣鐵劑，更難接受輸血，但我得做些什麼，於是我減少了影響鐵質吸收的咖啡，更多攝取紅紫色食物，並開始吃中藥。

既然已經開始做了什麼，就是靜待三個月的追蹤，還不到進一步決定的時候。

而且我有一個信念，哪個人的身體不帶點狀況地生活？說出來大大小小，有些可以預防，有些無可避免；有些可以改善，有些須與之為伍，但生活還是繼續著。

督導覺得我可能有情緒還沒有出來，其實診斷後那個週末是母親節，我帶著沮喪與姑姑談起，姑姑覺得該拿就拿，若有可能結婚，對方要能接受這個情況。

姑姑不覺得女人一定要結婚、生孩子，健康、經濟獨立最重要。

然後我諮詢了一位拿了子宮的朋友，她的情況是肌瘤，不過發生時已生完孩子，自然以健康為重。我們談到工作所帶來的身體負荷，都是每日疲憊。

有個晚上因為主管的淡然回應，讓我意識到「我得靠自己」，於是我裁了許多小張橢圓紙，上面寫著各個與我相關的職務、人物，以及至今的互動，再用另一隻顏色筆寫下此人所呈現的態度。書寫後我將他們一一排開，更了解整個組織的圖像，以及自己的位置。

隔天我便以機構現行的方式，調整我可以先主動採行的作法。

回想起來是有情緒的，有孤單，有沮喪，有無力，然後我諮詢、思考，便採取行動。我想還沒出來的，是我沒有準備好分享，因為還沒有回顧。而且跟著身體狀況的是工作併行，一如我知道診斷當天下午繼續看病人，一如我們繼續督導。

後半段時間我們討論了最基本的紀錄架構SOAP，卻發現對如此的基礎還有許多待釐清處。我原來的紀錄習慣是S作為案主的陳述，拉拉雜雜；O是我觀察到的非口語互動、穿著等，量表結果也紀錄在這；A是我的評估及介入；P是後續會談重點。A與P沒有太大問題，有些病理紀錄是合著寫評估A1與處置P1。

督導特別以我的紀錄為例，案主的實際陳述是O，那麼S是什麼？是「主述」，主述不是案主所有的陳述摘要，而是10句話裡就聽出案主的擔心是什麼，之後所說的都是補充，O則作為「佐證」此擔心的自述、口語及非口語互動。

這真的是很不一樣的思考脈絡，而且影響所及不只在於寫紀錄，更在於當場抓取「主述」的意圖。原來的我走進病房時帶著一些評估要點，寫紀錄時先摘要會談內容、介入，再開始想對這一場談話的評估。開始用「主述」去想後，我更留意案主到底想要說的是什麼，因此所做的介入會更切合。

這大概就是為什麼督導可以用更少的時間，看更多的病人，而且有許多時間是花在照顧團隊。督導鼓勵我們以心理專業來帶領個案討論，但我們覺得尚無此「功力」，因此無此「威信」。我們得自己先去一一衝撞，挫折，思考，調整，再衝撞，才有可能長出一些「內力」，在不急不徐中發功。

我們先得在團隊中學習發聲，並讓這樣的聲音區辨於宗教師、社工師，基礎功就從SOAP開始，在談話現場就有SOA在腦中。如是逐步踏實。

分道前督導興奮將要前往「教科書上的名勝」，相關的詩詞都吟誦出來了，雖然一邊擔心出發前的交接，「但少了我也不會發生什麼大事。」督導如是說。

但多了你，會更好。我們的督導。

希望這也是心理師的未來：多了我們，會更好。一如我知道身體狀況後，傾聽、陪伴的親人、朋友，是最好的心理支持。

因為你聽到我。

在加羅林魚木下

夥伴與我已經在茶館，等待還在忙碌的督導，我們撐著頭，顯得疲累，一個月又過去了，夥伴有細數起來更多的行政與「類專業」事務，凡與心理腫瘤相關的推廣、訓練、活動……真的需要細較有多少時間是真正與病人談話？

一趟病房訪視，「行前」可能需要與護理站了解目前情形，訪視時可能需要同時與病人、家屬談話，有時家屬又追出來再談；訪視後再回到護理站與主護或阿長討論，抽出病歷本寫紀錄，可能再與專師回饋病人對病情的認知與考量，若已照會共照師，也可能不時再與共照師討論。

一天能夠看多少病人？再加上週會、月報？評鑑的期中、期末報告？

夥伴與我的眼皮更重了，督導卻精神奕奕地來到，是個有「專業進展」的月份，並且是我本來想提的夫妻議題，我卻不在討論個案的心緒裡，督導便開始分享案例，是妻子感受不到先生的愛，不只在臨終這時，還有這一輩子，所以也相對道不出愛，反像母親一樣對先生「交代」。督導從生命回顧的引導中，聽到對先生即將過世，妻子有某種隱微的心情，是愧疚感的解脫，再看到先生在這份愧疚感裡扮演的照顧角色，而感受到了先生的愛。

愛真的不抽象。

第二對夫妻也有自責，是沒有時時在病床的自責，督導引領妻子到花園撿拾石頭，適時轉移了自責，而轉向以形似愛心的石頭道愛的狀態。

我很好奇督導其實有無數上述的引導經驗，為何是這兩對夫妻讓她有投入感？督導說是一種福靈心至的感受，沒有預期的方式或發展，而是與病人或家屬在一起，突然有個靈感。

也可以說，督導以專業累積了經歷，又再把經歷放開。「這與心靜有關。」督導說。

心靜，與自我照顧有關。而夥伴最近有婚事要籌備，我則轉換了同職務，不同機構，原就預期了不同機構會有不同機構的困難，也與原機構的病人、同事、主管做了道歉、道謝與道別，只是真正來到新的環境，過程還是衝擊的。

生理上如督導預期，即使是不同病房也有不同細菌，我開始出現適應症（喉嚨發炎、輕微發燒）；心理上除了要熟悉新的人事、運作，還有因為期許所帶來的要求，這期許是雙向的，而一切正待建制。

我感覺像已經預期、準備的臨終病人，真正要跨過生死卻仍是難過的。「最後一次刷退，最後那一聲嗶，是什麼感覺？」督導問我。其實最後一天仍舊在寫紀錄、做月報、打追蹤電話，也預備了時間交還人事證件，並不匆忙，最後那一聲，特別清晰，卻也一如往常，如同那最後一口氣。

到新機構的第一天，則如同進入新生命的產道，需要一番努力，光是執業登記的轉換就是一番公會、衛生局的奔波，健檢抽血時我又差點暈倒了，扎了四針的我，中午在咖啡館發呆，有點想不清楚這一切的轉換。

病人與家屬也是這樣的感受吧？模模糊糊，慌慌張張，所以才需要引導。

出茶館後，督導將我們引導至另一個巷口，是一株壯碩的加羅林魚木，滿樹都是繡球般的黃白小花，淡紫蕊心如煙火散開，晚風搖得清香飄逸，我們凝視著連同夜空，讚嘆中進入各自的觀想裡。

在這個時候，它正是我們心中需要的一棵樹，就在這個時節，給我們滿身的燦爛。

也許我們是要用這肉身換得燦爛，完滿自己的課題。督導與夥伴探索伴侶關係，我則以死亡隱喻，督導問我在婚姻與生死間「有逃避嗎？」我想更是尋求焦點間的平衡，如同這次的討論，迴盪著介入伴侶間的死亡。

以隱喻的層面來說，介入伴侶間的死亡，也可以說是舊有互動模式的改變。督導分享案例中的先生，因為鄰床過世而有喪禮噩夢，督導不探索夢境感受、象徵，因為明確是害怕死亡，而是跟著「如果能好，我希望更有自信」這樣的脈絡，將死亡轉繹為「舊有我」的死去。病人於是安然了。

因為死亡，舊有的互動模式被突顯，因此也有機會被紓解。每一次的困難，也是一次舊有我紓解的機會，工作與關係中一次次的衝撞，正給予我們邁向更燦爛的機會，磨褪舊有的我，以更自在的姿態行走坐臥。

每一次，我們都需要送自己那樣一朵加羅林魚木花，靜靜吐納。

貝果柳橙，在茶館

我們三人在一整個下午的悶熱裡走進茶館，督導從北上小農處買來了數袋蔬果，將果實分享給我們（督導抽象上的意義）；我則在基本中求變，買到了規定的白襯衫（意謂從鬆散到約束的游走）；夥伴分送有內餡的貝果，咀嚼過後，更有滋味。

話題就從夥伴「吞忍不下」的工作場景開始，帶有宗教意涵的專業干涉，說來令人氣憤；說到哽咽處，是以現狀還不成熟的架構，來評定工作表現。而真正的專業工作，夥伴又覺得無法深入，提出一個案況後，督導問我的想法。

我其實正發作著蕁麻疹，在茶桌下按壓穴道鎮定自己，無法太細心地進入案況，我回應另一個案況，我的作法是談家庭動力，家屬多年來的複雜感受被理解，在病人過世後，因為長期照顧而「消失的自我」才慢慢走出輪廓。

但這個回應，太快了，像心理師還沒理解個案，就有預期性指導。

督導則細細進入，回到夥伴對家屬提出的問題「你怎麼看待現在的自己？」這是個很好，很重要的問題，但當家屬回答不出來的時候，督導說：「問這個問題之前，要先問前一個問題。」夥伴設想是心境上的同理，作為鋪陳，督導建議可以問「你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決定做這樣的轉變？」接續可以引導「現在的你怎麼看待當時做決定的自己？」「當時的你，又會怎麼看待現在走過來的自己？」

這裡面，是自我來回的對話，在對話裡，「自我」就出來了。

這個引導的背後，是以敘事學派為概念。這牽引出了我的問題：「怎麼將理論融合進評估？」督導覺得不用刻意要「套入」某一理論，更重要的是清楚引導的脈絡，如果這背後有理論架構，就一起交織進評估裡。

我學習的歷程是人本、認知行為、動力學派，其他後現代、家族排列、心理劇，都是自己另外接觸，督導信手拈來：「例如家族排列裡，為什麼要引導當事者說那些話？從溝通分析來看，是要回到成人我，脫離父母我或小孩我的狀態，排列師在引導的時候，有時其實並不太清楚自己在引導什麼。」「又如Rorschach的基礎是精神分析，這是你習慣的架構嗎？還是有與投射測驗同原理，易使用的方式？」

督導拈來如摘果，這是芭蕉，那是柳橙……我發現我在學習時，融合的傾向讓我更容易注意到學派間的相似，而較少留心彼此的差異，以至於「都是水果啊」地胡亂喝了一杯混合果汁，久了味覺（敏感度）鈍化，而容易在諮商現場，言語先於思考，又被不預期的回應打亂陣腳，沒有邊評估邊調整。

「信手拈來」的秘訣就在孰悉度，知識背景要更熟稔，不斷應用，回頭反思。對精神疾病的敏感度，也是如此累積。例如是否有能力辨識人格違常的特徵？又同時注意在團隊溝通時，留心標籤化。又如「創傷反應」的診斷是否適合含括病人的情緒狀態？有什麼被放大了？又有什麼被忽略了？

督導從早年開始做起，例如遺族追蹤，思考全面，腳步扎實，至今的經驗都是果實。只是督導走到今天，又有是否走入「倡議者角色」這樣的階段議題。

聽督導的清楚，知道自己的不清楚。知道自己的不清楚後，就由心虛，變成虛心，虛心再拿起書本，扎實地再翻過。

傍晚的大雨隨著我們的話語落盡，走出茶館已寂靜清爽，夥伴這時提出的「去留」問題，緩慢了我們的腳步，督導建議再試試，在累積臨床經驗前，要有「不斷被質疑」的挫折忍受力。

已經決定「離去」的我，督導問我緊張嗎？其實我決定了，就很篤定，可我不是雀躍地脫離苦海，而是知道苦海無涯，「解脫」之道是增進自己的「修持」。

暫時決定「留下」的夥伴，隨時要應付長官的「奇想」，按督導的「阿信模式」，就是嘗試去做，再討論調整，並且「永遠相信」。

我們在十字路口結束第五次的督導，回想每月一次的督導至今，夥伴與我在工作場域裡各有轉折，相較社交語言「加油喔」、「再努力適應」，督導所給予我們的探索空間及經驗提點，如同進入個案的步調，總是細緻深刻，充滿關懷。

隔天週日，貝果烤得酥勁，擠上一整杯的柳橙，口口都是滋味。

如是，每個當下都是嚮往

那一天的督導在茶館，服務員問桌上的三串夜來香，「這夜來花香怎麼還有一股清香？」我也疑惑，賣籃裡沒有玉蘭花，該沒有浸染。夜靜下來，就有清幽。

我們從分辨「可談」與「陪伴」病人，觸及「專業自信」，督導要夥伴接納自己的不自在，然後在這份接納裡，更可以自己看到如何成長，再談團隊期待與溝通。

從團隊的期待，我們又觸及原生家庭的期待，期待你承接什麼家庭任務，期待你成為怎樣的人，夥伴談到母親過世後的離家，好像一種背棄，但卻成全了該有的家庭溝通，督導說：「你完成了媽媽沒有做到的。」

我們都在一種靜默的釋然裡。

原來成全，有時是通過背離。

這裡面需要點忍心，像老鷹要小鷹學飛的一推。但我們常被這忍心揪著，心理定義為罪惡感，需要通過不同的自我詮釋，來釋放自己。

2010年我到花蓮，也是一次背離。2011年是感情的牽扯，我仍有與生的決絕，免除自己陷入更大的糾纏。是這份決絕與忍心，將我自己帶往癒合，而非凋萎的方向。

之後，我花了一年的時間療癒。《慢療》提到前現代醫學的理念：「疾病醞釀了多久，療癒的時間就要多長。」（漫遊者出版，2014年）我想同樣適用心理疾病，例如創傷。

更常有的情況是，該是療癒的過程，卻陷落在某種罪惡感、耽溺、消沉……在事件之外，加上自我傷害。或總是在等待，等待事情告一段落，等待達到某種理想，才願意「放過自己」。

督導問我工作上的困難「過去了吧？」我說沒有，困難一直在發生，不同的是我將困難視為理所當然，學習應對困難，與困難在一起。如同《慢療》裡提到的一段朝聖之旅：

　　「在那個當下，除了走在泥濘陸上，我完全不想置身其他的地方；除了在雨中前進，我完全不想做其他的事；除了感受那股冷意，我完全不想擁有其他的感受。我並不渴望自己已經抵達溫暖舒服的目的地，不希望雨停止不下或田野不再泥濘，不希望身體乾爽或暖和，不希望比當下再快一步或慢一步。我只想置身在當下……」（頁217-18）

當生活也成為一種朝聖之旅，意謂「用某種新的方式欣賞原來的面貌」，我便如此與困難共處，病人也是，如此與疾病共處。

朋友常覺得我的工作「離死亡那麼近」，對我還年輕的生命，感到不忍，像父母對子女的不忍。但我一直不這樣看待我的工作面貌，因為我一直看到的是生命。

不耽溺生命，也不耽溺死亡。

在生命與死亡的過程中，我願如是我寫下的願詞：

　　請讓我跨過這個艱難　但不要輕易地
　　讓疼痛成為步伐的一部分
　　走進我前去的嚮往
　　如是每個當下都是嚮往

那是我抵達太麻里前的每一個步伐，我在多年後的書寫裡才知道，每一趟旅程都是一場自我完成。2010年在花蓮，是完成一片太平洋，在我心裡。

是忍得了心，才得以完成。

常常不是死亡讓我們感到不忍，是對生命的眷戀，讓我們不忍；是某種彌補和遺憾，讓我們不忍。忍心是一種允許，允許原來的面貌得以顯現，允許自然的歷程得以發生。

如是，每個當下都是嚮往。

共話寧靜

總是被問，為什麼要去花蓮一年？

在四天的安寧心理師訓練裡，我們21個人，離淡水河很近，有兩天的暖陽，被安寧協會照顧著，還有豆花可以吃。夥伴又問起我同樣的問題。

「因為想看太平洋，它就在那裡。」我回答。

四天裡，我們分享著安寧陪伴經驗，有不少共享的沉默與深刻，我在小組裡唸了〈我先下車了〉，不寫特定病人，而是陪伴經驗的總集，月前投去了台北文學新詩獎，評審中未能公開，我第一次唸，沒想哽咽不能竟語，我抬頭，夥伴眼裡也都是淚。

我想起了一個病人，腫瘤都長滿了肩頸，他微喘著跟我說：「生病是自然的事。」我看著他的山水畫，總透著光，我說：「對您來說，生命像山水一樣，無限風光，但不免崩壞，都是自然。」他微笑，病房內一片寧靜。

那不是安靜，是對生命的一種坦然與自在。

我在走廊外站了一會，靜靜地吸納這樣的寧靜，希望把它帶給不斷問我「為什麼我會得這種病？」的病人，帶給「養生焦慮派」的病人，帶給被家人隱匿病情卻又心中有底的病人。

我想起一對夫妻，太太罹癌多年，一年一原發，隔年再轉移，沒有中斷治療，也沒有中斷對孩子的拉拔，如今得一心得：「能多活一天，就把握一天」，每日晨起爬山，氣色紅潤，比我這貧血的心理師，還要活力。

我想起生命回顧時，先生打著拍子，病人忍不住唱起共同的主題曲。我想起一位年輕的父親，向我述說一封封寫給幼子的信。我想起病人過世前對我說，「那都不重要了。」我想起……

課程的第三天下午，在小組裡分享「自我特質」時，我已經跑開了，跑進龍貓公車的遐想裡，夥伴由我任性地馳騁，那種跌出身體之外的感覺，是不是就是病人的感覺？夥伴對我的陪伴，也好像是病床旁的理解。

沒有人要我趕快回來，也沒有人不准我上車，夥伴反而問我：「你看到什麼呀？」

於是我唸出了〈我先下車了〉，在一片哽咽的第四天向晚裡，是我自己說：「要下車了。」公車站牌旁，是向我揮手的這些病人。

他們的眼神向我示意生命的一種風景，是我在踽踽疲憊時，可以眺望一如張曉風心中的那座山，「樹在，山在。大地在，歲月在。我在。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？」

是我心中的太平洋，它就在這裡。

很少人問我為什麼離開花蓮。離開好似死亡，透著理所當然；而啟程需要某種動力，也好似生命，我們為自己許一個願，來到世間一遭。

如果我的願，是為了心中的那片海，當我決定回到城市裡時，那片海已經由我的視線裡，常駐在胸臆中，它已經從那裡，就在這裡。

只要我一抬頭，那片海，就在月光下。

月光下，我與病人，搭乘著單程夜車，在黎明前，共話寧靜。

向你靠近

　　狐狸說：「你可以每天都向我靠近一點，一天一點地靠近。」

對狐狸而言，小王子不過是千萬人之中的一個小男孩，直到小王子的腳步聲成為一種召喚。對病人而言，心理師不過是其中一個醫護人員，有時誤會為營養師，有時混淆為社工師，直到病人說：「我知道你差不多要來了。」

病人已經等待在疾病的洞穴口，準備好要出來曬曬冬天的暖陽。

這種「辨別」讓心理師的腳步更穩健，但一開始這種辨識度模糊於白袍下，少了諮商室和晤談椅，走入病房的腳步，要更慢一點。

病人是躺著，但不是躺著長沙發，而是可上下移動的病床；病人習慣回應，但不是敘說的人生歷程，而是簡要的背景資料；病人習慣接受，但不是向內探索的覺察，而是向內侵入的醫療。

所以心理師的出現並不理所當然，而像一個虛線的輪廓，需要一點點地連起來。像狐狸與小王子的建立關係，每次一點一點地靠近。

但建立關係，每回都不一樣。

面對一隻逃跑的狐狸，要看到他逃跑的活力；如果還有另一隻狐狸跟他一起跑，更要看到他交朋友的能力。

面對一隻癱軟的狐狸，得先握握他的手，真實地感受他，再看他的頭會轉過來嗎？（願意注意）轉過來的眼神對焦嗎？（願意連結）對焦後可以對答嗎？（願意表達）對答時明顯比較有力氣嗎？（可轉移注意力）還是顯現出比實際體力更加有氣無力？（有心理性因素）在語言與非語言間，交織出這場互動。

面對一隻被團體圍攻的狐狸，要處理的不是狐狸，是圍攻的團體。要回過頭來了解狐狸做了什麼，讓團體有這些情緒（反移情）？因為狐狸害怕被抓（死亡恐懼）？但誰都害怕被抓，反而一隻等著被抓的狐狸（等死），有著不為人知的自我放棄。

如果上述都定義為「抗拒」，那抗拒真的有很多面貌。

如果你認真觀察過一隻狐狸。

狐狸說：「你要有耐心，就像這樣遠遠地坐在草坪，然後，你可以每天都向我靠近一點，一天一點地靠近。」

心理師坐在床沿，在心理距離上，每次一點點地向病人靠近；在心理深度上，病人也一點點地更靠近自己。

小王子要離開的時候，狐狸說：「我一定會哭的，但麥子的金黃色，會讓我想起你。」

心理師會離開病房，但病人常是離開人世，可能留下某個握手的餘溫，可能留下一句禪語，可能留下一位心理師，走入下一場靠近。

為你收傘

腫瘤一檢查就知道縮小了，要怎麼知道會談是有效的？也談了好幾次了，應該有點效果吧？怎麼病人還是一直哭？怎麼病人還是不想吃？怎麼……

臨床上查不出生理因素的症狀，懷疑都會轉向心理因素，心理介入有沒有效果，要看臨床症狀有沒有減緩，而且是，立刻減緩，並且是，效果持續。

老先生不太吃東西，不斷下滑的體重成為營養師的壓力，營養師要我跟病人談談，第一句話老先生就說：「我八十幾了，經歷太多，也不是你能解決的。」這是真的，千真萬確，於是我聽他怎麼安排自己目前的日子，從中聽到了對生命仍舊保有的享受，其間我說：「活動少，自然少吃。」老先生大為贊同：「你這樣說就對了，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嘛！」

但營養師覺得這是不正確的飲食照顧。我想到朋友的貓，有一陣子完全不吃貓食，只吃陽台上的蘭花，喝點水，懶懶地睡著，朋友都準備臨終告別了，一個月後貓貓又恢復了活力。

也是一個月後，老先生恢復了食慾，邊跟我講述民國史中的個人生命史，邊搭配著小魚乾和堅果，人開懷胃口也開，我一坐下就要招待我，我一離開就要妻子送我，在病房還這樣周到的生命，需要的是尊重。

我總說：「我又來向您學習了。」千真萬確，發自內心。

也是另一位老先生，兒子說：「不知道為什麼，爸爸那天跟你講完話後，就開始可以吃半個到一個便當了。」我開始回想我做了什麼，我只是問「您每天都做些什麼？」然後從「上市場買菜」聽到自主權和行動力，從「到廟口聊天」聽到互動與活力，並且大大回應老先生安排的這些活動。

家人不是不關心，而是太關心老先生吃幾口飯，但對老先生而言，日子不只是幾口飯，日子是一天，一天有上午下午，下午有午後傍晚。日子是延展的。

生命也是延展的。但有時我會被眼前的現象困惑，而忽略生命的延展性。

我會被一位母親悲傷的眼淚困住，她的眼淚不止，我的談話無法開啟。「那位母親抱頭蹲著，不知道怎麼辦，她旁邊也抱頭蹲著一位心理師。」督導這樣形容我，連續問我幾個我不知道的問題：她結婚幾年了？第二個孩子多大了？她和先生的工作怎麼辦？對自己現在無法好好當母親的失落是什麼？

當我只想止住眼淚，生命也一併凝固在當下，而當下，這位母親就是需要流淚。「如果你評估她現在的悲傷是正常反應，那你就是陪伴。」督導說，而當下我除了陪伴，還想為她做點什麼，因此「無能為力」便由「意圖作為」中生出。

這「意圖作為」是沒有正確評估現狀，「你看到了你看到的，但你不清楚你看到的是什麼。」督導說。我想到另一個眼淚的陪伴，也是止不住的眼淚，卻沒有阻礙我繼續跟病人談夫妻關係、疾病適應、焦慮症狀……我帶著病人做身體放鬆，我拉著病人的手引導著：「跟你的眼淚在一起，聽它想要說什麼，跟你的身體在一起，告訴它沒有關係，你跟它在一起。」

眼淚在第六次談話時慢慢歇止，雖然我並沒有意圖要讓眼淚止住，我清楚知道被照會的臨床症狀不一定是我的會談目標，但為什麼我無法陪伴一位悲傷母親的眼淚？是什麼阻礙了我？

是背後有一個祕密，一個這位母親不知道孩子預後不好的祕密，但她真的不知道嗎？她會不會逐漸有個底，然後默默開始和原來的生活連結上，並且往後安排？我為什麼沒有看到一位母親的力量？那個心理師抱頭蹲著的畫面，開始變化：我想站起來，為這位母親頭上綿延不盡的雨水，打傘。

打的卻是黑傘。

我想到在棺材裡，躺臥在奶奶胸口的嬰兒，是無法挽回的生命，無論是嬰兒，或是母親，那時我的父親還沒上小學。我在小學的時候，聽到這個畫面，自此我不斷做著嬰孩死去的夢，一直到廿八歲那年做了家族排列，我才有勇氣成為一位母親。但成為母親的勇氣，至今已經成了沒有力氣，我逐漸超過了生育年齡。

於是「母親」的悲傷、失落，成了最牽動我的情緒。某個程度上，我可能害怕與這位母親連結，卻因此也失去了與生命力量連結的可能性，如同我與奶奶的連結，連結我們的不是恐懼，而是韌性，因此奶奶的孩子長大了；不是死亡，而是生命，因此我來到這個世界。

讓我為你撐傘，讓我也為你收傘，因為雨已經停了。

寒暄對話

「我怕你太安在。」督導這麼說，從個案討論轉向我個人本身，「這是心理師很在行的，用情緒餵養自己。」

用情緒餵養自己，是內求，因而輕忽了外求，「你需要支持。」督導如此肯定地說，我不可能獨自一人完成評鑑上的要求，評鑑條文上說「機構應針對癌症住院病人建立情緒壓力篩檢機制」，是「機構」，不是「心理師」一個人。

於是我需要向護理站請求支援，與精神科合作，和社工師討論，我不可能獨自行走在病房間，只剩下我與病人，病人與疾病，疾病與生死。「你其實讓人感到親近，在回應上。」督導說，我或許擅於回應，但不擅於主動，不主動寒暄，因而不自在社交場合，也對過多的人事感到負荷，因而很少開手機，不用FB或Line。

或說與之相對的是，我喜歡留更多的時間給自己，喜歡有質地的對話。

但關係是從寒暄建立起的，「這可能也影響你與病人的關係。」督導連結我的社交方式與諮商關係，「所以對於沒有談話動機的病人，你可能會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。」的確，能夠固定、深度約談才是我熟悉的方式，才是「個案」。

我細想我與病人的關係建立，從我走進病房前，我就先閱讀了每一筆就診紀錄：一直以來可能就有的老毛病、何時確診、何時開刀、是否化療、間隔多久又發現轉移……然後我「無知」地走進病房，讓病人有機會自己講生病歷程，其中什麼部份被突顯了，什麼又可能被隱匿了。

有可能病人都不太講，我便從食慾、睡眠、體力「寒暄」起，吃不下可能是治療的副作用，也可能是不知道怎麼吃，或是睡不好食慾不好；睡不好也可能因為不舒服，或是白天活動太少，或是心裡焦慮，我便會問：「睡不著，三點起來的時候，你在想什麼？」然後病人可能開始談他的擔心。

他可能也不想談擔心，只說「身體舒服我就沒事了」，那我會邀請病人一起想想在醫護之外，他可能可以做什麼，一起幫助自己的身體舒服一點。

當然，他也可能跟我搖頭，或偏頭掉淚不語，或揮手要我離開，我有時在想，表達本身是病人的需求，還是心理師的需求？不談就代表不健康嗎？

有時在沒有更好的「接近」方式之前，我選擇尊重病人的沉默。

「你為什麼會想要做心理腫瘤？」督導對我把自己置於需要「四處打點」的醫療體制中，提出根本性的問題。「我已經沒有辦法和學生談失戀，雖然那很重要，也需要渡過，」我嘗試解釋我自己，「我更想要去談生死，可能因為我接觸的好些長輩正在面臨老病的議題……」

其他議題，失戀、課業、求職……相對顯得虛幻。但有沒有可能，相對於其他人生困境，我在期待「死亡」是覺悟的捷徑？或有沒有可能，轉向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死亡本身，意涵著我疲憊於所謂的人生必經階段，例如婚姻，於是我一舉跳過？

到底虛幻的是什麼？

我仍舊沒有答案，對於「心理腫瘤服務」對我的召呼。我仍在病房與病房間穿梭，學習與病人寒暄，與護理站互動，與生命的召呼對話。